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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众电影百花奖从创办到今,整整60年的历史了。1962年,我还年幼,电影无法走进我的记忆。最迟不过1972年,电影已成为我等少年文化生活中的主要内容。从小学到中学,寒暑两个假期,学校都会为我们各组织五六场电影观影活动,或许还多些。一看再看、屡看不厌的影片,给我们贫瘠的、单色的、冲动的少年时代,打下了深深的烙印。那个年代能够反复看到的那些影片,如果排列一个名单,大致以中国电影为主,外国电影为辅。中国电影以故事片为主,纪录片、戏曲片为辅。那时的纪录片比较单一,都是新影厂拍摄的电影新闻,后来增加了一个花色品种,就是记录西哈努克亲王在中国大地的游历。戏曲片一度只有样板戏影片独尊,似乎已经忘却了最初的戏曲电影《定军山》这样的作品,也忘了在首届百花奖上获得最佳音乐奖的来自于歌剧的电影《洪湖赤卫队》。外国电影主要涵括苏联、朝鲜、阿尔巴尼亚、罗马尼亚、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,最经典的当然是《列宁在十月》和《列宁在一九一八》。
与同学、甚至同辈人相比,我挺自豪的一件事,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前期,我拥有了一套以往出版的《大众电影》合订本。其中对首届百花奖的详细报道,我来来回回不知看了多少遍。我对绘画的兴趣,几乎也始自那时,《大众电影》上的明星剧照,成了我最初画素描的主要对象。这些对象,从祝希娟开始,包括谢芳、于洋、谢添、赵丹、温锡莹等多位知名电影演员。几年后,《大众电影》复刊,我立刻成为它的订户,这个素描的名单也随之继续延伸。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我记得,看戏曲片《野猪林》与《杨门女将》时,已有一点对比意识。看日本电影《望乡》时,已有压抑的感觉。
前面说到电影《洪湖赤卫队》,这部影片是当时的武汉电影制片厂与北京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,谢添导演还扮演了影片中卧底于彭霸天身边的张副官。记得《洪湖赤卫队》复映后,家住武昌街道口的一个小女生连续去洪山电影院看了7天,记下了所有的唱段、台词和表演细节。几年后,这个小女生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,她叫陈蔚,现在是中国音乐学院教授,大名鼎鼎的歌剧、音乐剧导演。
因工作关系,我与歌剧《洪湖赤卫队》的演出方、湖北省歌剧舞剧院的很多人都是朋友。讲两个朋友与电影的例子:省歌前任院长,在“洪湖”中先后扮演过刘闯、彭霸天的卢向荣,1978年考武汉音乐学院时,还在农村插队。招考那天,他从乡下进城,经过电影院门口,就忘记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了。有电影看,还管别的?先看了再说!电影看完,赶到考场,考试已经结束,卢向荣一个劲儿地向主考老师央告,但只说自己从乡下赶来,路上耽搁了,绝口不敢提电影的事。老师看着他怪可怜的,让他唱了两首歌,把他招进了武音。另一位,省歌前任副院长罗怡林,背起译制片的台词来,简直是倒背如流,不同的角色,他还能转换语气、声调,一个人就把几个人的配音包圆了。
“我与电影”这个话题,其实非常宽泛,从电影内宽到电影外,从国内宽到世界。四十年前,我参观过长影的摄影棚,看到的似乎是正在拍摄的故事片《犯人李铜钟的故事》,又似乎是王馥荔的女主角。参观过北影的摄影棚,拍的是什么,不记得了,只记得那天中午是演员刘佩琦拉我去北影院里的饭馆吃了碗拉条子。再一次是到苏州的外景地看李少红导演的《红粉》,看何赛飞的妩媚、看王姬的削发为尼和王志文的落魄不羁。宁静,我至今未碰过面,却通过电话追到另一处外景地,完成了对她的采访。那时还没时兴手机,只能打她房间的分机,几次她不在,都是同室的陶虹代她接电话。北京科影厂拍摄科教艺术片《王叔晖工笔人物画》,我全程陪同,陪我的恩师王叔晖先生。亲眼见到导演出局、摄影师跟进兼任导演的过程。另一位恩师黄宗江,著名的影视剧艺术家,跟他聊天即同上课,聊天之外可就要自己补课了。《大团圆》《柳堡的故事》《海魂》《秋瑾》,他担任编剧的这些电影,如果没看,聊天时怎知他说的是什么?怎知他为何要为《秋瑾》中于是之扮演的贵福加戏?与电影人的接触,会让我想到他或她的电影,想到不同人物的不同作品,不同作品的不同手法,想到很多很多。说开去,与作家、画家、戏剧家、音乐家的接触,似也同理。
年龄渐长,越来越少去影院看电影了,最近的一次还是去年,看的是巩俐主演的《兰心大剧院》。没想到,当我以为电影离我渐行渐远时,却还有人来挠我痒痒。“连趣网”总裁赵刚,主持了多部电影连环画的着色和出版工作,每出一本,都有赠予我。看着那些跃然纸上的画面,我一次次地、时不时地回想起我与电影的丝丝缕缕,和电影予我的点点滴滴。面对这些青春的记忆,我不能不说:感谢电影!